《我的姐姐》講述的是父母意外離世的二孩家庭，已成年的姐姐安然面臨著追求個人生活還是撫養年幼弟弟的難題。

2017年上映的《相愛相親》同樣是游曉穎編劇，這部聚焦三代女性情感與命運的口碑影片獲得了1824萬元票房。

2021年春節檔《你好，李煥英》清明檔《我的姐姐》成最大贏家，證明了女性導演、女性編劇在創作優質作品的同時，也能夠產生較大的票房號召力。女性觀眾對部分影片中符號化的女性形象感到厭倦，更愿意為女性導演創造的女性形象買單，對于整個市場和創作環境而言，能夠進一步開拓女性創作者的探索空間，幫助創作者得到更大規模資本的垂青。

低迷一個月的電影市場，終于在清明節小長假迎來了觀影熱潮。國家電影專資辦數據顯示，2021年清明檔累計票房8.2億元，創造了國內同檔期票房紀錄。位列票房前三的影片是《我的姐姐》《哥斯拉大戰金剛》《西游記之再世妖王》，前兩部斬獲了檔期內八成票房。其中，《我的姐姐》排片占比從上映首日的16.6%飆升至35.5%，是清明檔的最大贏家。

截至4月6日18時，影片《我的姐姐》票房突破4.58億元，打破《反貪風暴4》創造的國內清明檔票房紀錄和觀影人次紀錄。對于一部中低成本家庭類型片而言，這一成績可謂亮眼，并帶動持續低迷的大盤上浮。照此趨勢，在新片較少的4月，《我的姐姐》極有可能走出一個漂亮的長尾，突破十億大關。

影片講述的是父母意外離世的二孩家庭，已成年的姐姐安然面臨著追求個人生活還是撫養年幼弟弟的難題，在親情的羈絆和個人夢想追求之間，她掙扎求索，找尋真正的自由與自我。在講述安然命運抉擇的同時，創作者宕開一筆，從產科護士的角色觀察，輻射當代女性在愛情、家庭與個人夢想之間斡旋平衡的一生，引發觀眾的情感共鳴。

《我的姐姐》的成功，是意料之外更是情理之中。這與眼下女性意識高漲的氛圍密切相關，在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環境下，從綜藝到影視劇，文娛產品正在不斷迎合女性的消費需求，重塑女性形象。在流行文化中，從“大女主”戲到《乘風破浪的姐姐》，再到《吐槽大會》，以“她”為名的綜藝、脫口秀、影視劇井噴，女性的聲音不斷被表達，在掀起一陣陣輿論爭議的同時，將大多數女性的真實訴求帶到了日光之下。當這些故事被拍成影視劇、被講述的時候，存在本身就是意義，被看見本身就是一種進步。

“中國式姐姐”在多子女家庭中，“中國式姐姐”往往與勤勞、順從、忍讓、沉默、照顧和犧牲等詞語畫上等號。在親情的裹挾下，姐姐的犧牲被認為是一種理所當然。

《我的姐姐》導演殷若昕和編劇游曉穎都是獨生女，她們的創作緣起于2015年全面開放二孩政策。游曉穎觀察到，身邊的朋友陸續產生了生二孩的想法，其中包括一些成年朋友的父母，他們在抉擇的過程中，往往伴隨著親情的撕扯和碰撞。“當姐姐從來都不是我自愿的。”不少觀眾留言講述自己的經歷。

《我的姐姐》實際上聚焦了兩代“姐姐”，通過姐姐形象的變化反映社會的變遷與女性意識的覺醒，并將批評的矛頭指向重男輕女的慣性思維。朱媛媛飾演的姑姑成長于多子女家庭，肩負“長姐如母”的責任，在物質資源匱乏的時候，她將讀書的機會讓給弟弟，一手操持大家庭的全部瑣碎，放棄了個人夢想，照顧重病臥床的丈夫，對她而言，認命是唯一的選擇：“我是姐姐，從生下來那天就是。”作為姐姐，她無法掙脫羅網，將自己的一生囚禁在家庭的枷鎖之中，蹉跎于遠低于才華的人生，直到影片最后，她理解了侄女的選擇，“其實套娃也不是非要裝進同一個套子里頭。”

張子楓飾演的主角安然是獨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孩子。父親在她年幼時就想再要一個孩子，于是要求女兒假扮殘疾以獲得多生一個的指標，被發現欺瞞后，他將怒氣撒在女兒身上，一番毒打對安然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。她上大學之后，父母堅持要了一個孩子，這個幾乎沒有見過幾次面的弟弟獲得了父母的全部寵愛，安然變得邊緣化，幾乎與家庭失去聯系。父母意外離世之后，她無法原諒他們最初的選擇，這種被輕視與對愛的渴望，成為安然拒絕撫養弟弟，無法與家庭和解的最大原因。

安然的形象也與傳統影視劇中的姐姐形象不同。她強大獨立，目標明確，在父母離世之后，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人生與夢想。在大家庭中，她是愧對父母、叛逆、不孝、自私的晚輩，是寧可將弟弟送養也要追求個人夢想的新女性。

有趣的是，影片的結局成為最大的爭議之源，對口碑造成一定影響。故事的最后，姐姐與弟弟在相處之中建立了情感聯系，通過愛的相互給予治愈彼此，姐姐最后并沒有在送養協議上簽字，而是帶著弟弟離開了送養家庭。批評的聲音主要認為，姐姐最后的抉擇“不夠自由”，與她追求個人夢想的初心違背。在一些觀眾看來，影片的和解也沒有真正實現女性呼聲，不少觀眾希望看到這個被父母辜負的女孩能夠勇敢掙脫家庭的羅網，到別處展開新的天地。“姐姐憑什么為弟弟犧牲自己的人生？前有《娘道》，后有《姐道》。”

關于結局，導演和編劇都曾提到這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局。游曉穎認為，告訴女性應該怎么做是不公平的，因為沒有面對她的那些矛盾和艱難。“我們從劇本到電影，都不是希望教女性應該怎么生活。一個人或者一個曾經被束縛的生命，有自由選擇的權利。無論你做什么選擇，無論你相不相信，你想選擇什么，我們都支持。”

重塑女性形象

近年的影視劇中，能夠看到創作者開始對家庭中的女性角色進行反思。無論是《歡樂頌》中的樊勝美，還是《都挺好》中的蘇明玉、《安家》中的房似錦，這些爆款影視劇中的女性形象都有著相似的原生背景：生于重男輕女的家庭，作為姐姐被要求無條件支持弟弟的成長和學業，處處體貼和照顧弟兄，以各種物質和精神的形式回報家庭。

這樣的女性形象讓熒屏前的女觀眾為之憤怒吶喊：她們強大而獨立，卻無法掙脫親情羈絆。家庭倫理影視劇中的女性形象，終于得以從賢妻良母、婆婆媽媽或是歇斯底里中跳脫出來，也是創作者對根深蒂固的“長姐如母”形象的改寫。從這些影視劇的熱播也能夠看出，對姐姐形象的改寫與重塑，能夠引發更多觀眾的情感共振。“作為一個同樣因為弟弟的出生改變了人生軌跡的姐姐，很多場景、臺詞、情節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，代入感太強。”在看完影片之后，有觀眾表示。

社會學家李銀河撰文指出，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男權的鄉土社會，時至今日，社會上還存在著大量重男輕女的情況：從營養、教育、醫療資源到喜愛程度，全都向兒子傾斜，就連媳婦生的是男孩還是女孩都會影響到她在家中的地位。

這種性別偏好在中國人社會心理中是深入骨髓的。在她看來，《我的姐姐》揭示了在現代化、都市化的過程中，女孩和男孩的人格平等、機會均等問題已經開始大規模進入社會生活，對傳統的性別秩序形成了強大的沖擊，對傳統的社會心理也構成了強大的挑戰。目前，傳統的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正在發生深刻的改變，一個現代化的男女人格平等的新秩序正在形成。

2017年上映的《相愛相親》同樣是游曉穎編劇，這部聚焦三代女性情感與命運的口碑影片獲得了1824萬元票房，在當時是一個不錯的票房成績。

從與時代互動的關系來看，《我的姐姐》出現恰逢其時。《奪冠》編劇張冀評論認為，這次幾乎清一色的女性主創，以勇敢的態度替獨立女性發聲：“在鋒利的外表下，渴望愛與和解，也是對中國人所篤信的家庭主題的一次突破表達，從邏輯上而言，這股子力氣也只能發軔于女性。”

他同時指出一個現實，不管是男性創作者還是男性觀眾，都得學著轉變和換位，因為今時今日，“聽她說”比“對她說”重要得多。

近些年，女性創作者在電影領域表現出色，在國際影展、電影節上鋒芒畢露，《嘉年華》《相愛相親》《送我上青云》《過春天》《春潮》……一批女性主創合作的影片得到了獎項肯定。

2021年春節檔和清明檔，《你好，李煥英》和《我的姐姐》成最大贏家，證明了女性導演、女性編劇在創作優質作品的同時，也能夠產生較大的票房號召力。女性觀眾對部分影片中符號化的女性形象感到厭倦，更愿意為女性導演創造的女性形象買單，對于整個市場和創作環境而言，能夠進一步開拓女性創作者的探索空間，幫助創作者得到更大規模資本的垂青，同時為電影市場帶來更多的中國女性的好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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